文|妍妍
编辑|妍妍
1945年8月，日本天皇的投降广播传遍全球，各盟国相继宣布接受。
偏偏有一个国家，在全世界都松了口气的时候，正式发出声明：拒绝承认日本的投降效力！
这个国家不是距离日本最近的中国，也不是被偷袭过的美国，而是远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它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做出这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拒绝承认日本投降的国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一出，盟军上下一片欢腾。美国、英国、中国，还有太平洋战区的其他盟友，陆续接受了这份投降声明。
整个世界都在往前走，唯独澳大利亚政府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我们不接受！
国际社会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以为澳大利亚在走外交程序或者提什么附加条件。
英国首相紧急发电报询问，美国方面也表达了困惑。
澳大利亚的回应却极其简洁，就四个字：还没报完！
这话乍一听像赌气，可放进当时的历史背景里，澳大利亚人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在意气用事。
从1942年到1945年，这个国家在三年时间里经历了本土遭袭、盟友抛弃、士兵被虐杀、平民陷入恐慌，每一件事叠在一起，积累成了一种旁观者很难完全理解的愤怒。
战争结束并不等于账就算清了。
澳大利亚人心里装着的，是一个具体的数字——那一万五千名被关押的战俘里，有将近八千人死在了日本人的手里，死法不是正常的战死，而是被折磨、被饿死、被随意处决。
这个数字，在澳大利亚全国的总人口里，份量极重。
澳大利亚愤怒根源
要弄清楚澳大利亚的“愤怒”从哪里来，得先明白这个国家在战前是个什么状态。
澳大利亚建国以来从没有被外敌踏上本土过。
四面都是海洋，南半球的地理位置让它天然与欧亚大陆的战火隔绝。
一战爆发的时候，澳大利亚派了军队去欧洲，那在当时被理解为一种对英国的声援义务，而不是本国领土受到了威胁。
战争结束，士兵回国，日子照旧过。所以那代澳大利亚人对于战争的理解，停留在新闻纸上，停留在别人的故事里。
1941年12月，珍珠港被日本偷袭，太平洋战争全面打响。
那时候多数澳大利亚人的心态，还停留在旁观层面。
两个月后，1942年2月19日，这种旁观者心态被彻底打碎了。
当天上午将近十点，澳大利亚北部港口城市达尔文的天空上，出现了密集的机群。
二百四十二架日本战机铺天盖地扑来，对这座港口城市实施了大规模空袭。
达尔文当时是个小城，全城人口不足六千。
那一天的轰炸，造成两百多名平民和士兵当场身亡，港口设施被摧毁，停靠的舰船被击沉，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这是澳大利亚本土历史上第一次被外国军队直接攻击。
消息传到各州首府，民众的震惊程度无法用数字量化——不是因为伤亡多大，而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打破了一代人对自己国家的基本认知：我们以为是安全的，结果并不是。
更让整个社会难以接受的，是英国的态度。
战前，澳大利亚在情感和战略上都把英国当作最重要的靠山。
达尔文遭袭之后，澳大利亚向英国请求增援，得到的答复是：英国在欧洲和北非的战线已经吃紧，无力顾及南半球。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面对这个答复，在公开声明里罕见地说：澳大利亚的战略依托，将转向美国！
这话一出分明是对英国的一种公开决裂表态。
柯廷不是冲动型政治家，他在战前就深知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缺乏足够的防御力量，曾多次向英国提出过加强防务合作的请求，都没有得到实质性回应。
达尔文被炸这件事，不过是把那根早就在拉扯中绷紧的线，彻底扯断了。
一条要人命的铁路
澳大利亚对日本的仇恨，不只是来自达尔文的炸弹。
让这种仇恨真正深入到每个普通家庭的，是1942年新加坡陷落之后发生的事。
1942年2月，新加坡被日军攻克，十三万英澳联军集体投降。
其中有一万五千名澳大利亚士兵。按照当时国际通行的战争惯例，战俘应当受到人道主义对待，这是《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的内容。
日本军方对这套规则的态度，是基本无视。
这些战俘被分批押送到不同地点。
一部分人被关押在东南亚各地的营地，在极度缺乏食物和医疗的条件下苦熬。
另一部分人被送往更险恶的地方——泰缅铁路工地。
泰缅铁路是日本为了打通缅甸战线的后勤通道而强制修建的，全长四百一十五公里，穿越热带丛林和山地。
工程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强行推进，完全靠战俘和被征召的劳工用人力完成。
霍乱、疟疾、痢疾在工地上大规模流行，工人们每天只有极少量的食物，过度劳累、疾病和虐待，三管齐下。
这条铁路后来被称为“死亡铁路”。历史统计显示，修建过程中平均每铺设一公里，就有大约三百六十名工人死亡。
参与修建的澳大利亚战俘将近三千人丧命于此。还有一批人被押运到日本本土的矿山和工厂做苦役，在那里病死、饿死。
更让澳大利亚社会无法平静的，是一张照片。1943年2月，一批日军的宣传材料被辗转传入澳大利亚。
照片上，四名澳大利亚侦察兵跪在海滩上，背后站着持刀的日本士兵。领头的那名侦察兵，名叫伦纳德·西弗莱特。
日军拍摄这张照片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故意制作成宣传材料散发，意在展示对白人士兵的羞辱和处决。
这张照片在澳大利亚各大报纸上刊出之后，引发的反应是几乎无法平息的愤怒。
广播电台反复播报这件事，街头巷尾的讨论变得高度情绪化。
澳大利亚人意识到，日本对他们的战俘，走的不是正常战争逻辑下的处置，而是系统性的羞辱和消灭。
复仇：澳大利亚做得有头有尾
积累了两年的愤怒，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阶段找到了出口。
新几内亚岛是太平洋地区面积最大的岛屿，战略位置重要，日军在这里集结了大约二十万兵力。
澳大利亚在这场战役里的投入，按照当时的国力来衡量，几乎是全力以赴。
配合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制定的战术方案，澳军在岛上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作战。
麦克阿瑟的核心战术是绕开日军重兵防守的据点，直接打击其后方，切断补给线路。
这个策略对澳大利亚而言，等于是把日军困在热带丛林里慢慢耗尽。
被切断补给的日本部队，在潮湿闷热的防守阵地里陷入绝境——食物断绝，医疗物资全无，热带疾病迅速蔓延，伤兵的伤口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腐烂恶化。
澳军在地面推进时采用的是步步压缩的占地战术，每拿下一个阵地就稳住，再向前推。
遇到日军固守的据点，直接用炮火摧毁，不留余地。
这场战役打下来，日军的二十万兵力，最终活着撤回日本的不足一万人，整体减员率超过百分之九十五，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军损失最为惨烈的单一战役之一。
战争结束之后，澳大利亚的追责方式同样不按常规来。
东京审判启动，各盟国提交战犯名单，美国列了三十人，中国列了三十二人，澳大利亚一口气列了一百人，是所有参战盟国里提交名单最长的。
澳大利亚还是唯一一个公开要求将日本天皇裕仁送上审判台的国家。
这个要求被美国否决，美方给出的补偿是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法官席位让给了澳大利亚人威廉·韦伯。
审判期间，澳大利亚不满足于只参与国际法庭，自行开设了军事法庭，专门处理澳大利亚管辖区域内的日本战犯案件。
按国际惯例，只有甲级战犯才能被判处死刑。
澳大利亚的军事法庭打破了这条规则，乙级战犯、丙级战犯，只要罪行确凿，一律判处极刑。
审判一直持续到1951年，比其他盟国的相关审判延续时间多出将近一年半，处决的日本战犯数量在盟国中位居前列。
即便到了和平年代，澳大利亚也没有放下这段历史。
位于首都堪培拉的国家战争纪念馆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官方历史纪念场所之一。
二战展厅的入口地面，长年投影着一面日本军旗的图案。参观者走进展厅，必须踩过这面旗的投影才能继续前行。
这个装置自2013年设立以来，日本外务省多次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澳大利亚政府一概以文化与历史纪念的名义予以拒绝，始终未将其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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