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春天，一封来自遥远英国的电报，让中南海西花厅陷入了悲伤之中。原来，史沫特莱在英国病逝了，她留下遗嘱：财产赠朱德，愿归葬中国。
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一边承受着国民党残部和潜伏特务的破坏，一边还要面临着美国的全面制裁，恢复生产之路可谓举步维艰。
而史沫特莱是美国的著名记者，她在伦敦病逝的消息，为何能让西花厅一片沉默？更令人疑惑的是，为何要要将自己的全部遗产给朱德？又留下想归葬中国的遗愿？这一切都要从1928年说起。
那一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之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史沫特莱不是普通的记者，她在美国期间，曾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事业，骨子里充满了对压迫的反抗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
史沫特莱这一次来到中国，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想了解这片土地上进行着什么样的革命。经过深入工厂、农村的走访，史沫特莱用手中的笔记录下劳工的血汗与农民的疾苦。
因此，在史沫特莱笔下产生的内容，具有相当强的真实一面，写作的立场也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真正透过国民党粉饰的太平，去深刻阅读底层百姓的艰辛。
史沫特莱在中国期间，赶上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她成了历史选择下的那个距离西安事变非常近的美国人。在这个中国命运转折的时间节点，史沫特莱用自己的笔写下了真相，戳破了蒋介石的封锁和混淆视听的谎言，因此初步赢得了周总理等人的信任。
次年，史沫特莱亲自去了一趟延安，在革命圣地亲身感受到了红军的革命热情。当时的延安，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住窑洞、穿补丁衣服，饥一顿饱一顿，打仗用的是小米加步枪。但在延安一眼望去，全都是军民的笑脸，眼睛里放光，微笑中能让人感受到希望，这是朝气蓬勃的生机。
而且，在延安能见到国民党辖区永远见不到的场景，这里的干部与士兵平等，军中甚至都是干部去照顾战士，从来不存在欺压和剥削。即便生活再苦，物资再匮乏，军民关系始终都非常融洽，战士们像鱼，百姓像水，谁也离不开谁。
正是在这一年，史沫特莱见到了朱德。在史沫特莱眼中，朱德并非一个威严的统帅，而是一位从佃农子弟成长起来的、朴实而伟大的革命战士。为了让世界了解这支军队和它的领袖，史沫特莱下定决心要为朱德写一本传记。
朱德的一生波澜壮阔，从一个贫苦少年到红军缔造者，这其中的曲折经历，以及面临的重重危机，让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沫特莱用自己的笔，写下了这一切，完成了《伟大的道路》。
这本书后来成为无数西方人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启蒙读物，其影响力延续至今。而朱德与史沫特莱之间的关系，也早已超越了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他们更像是心意相通的战友。
这不是史沫特莱的“表演”，而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真正的热爱。这一点，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得到充分的证实。
全面抗战爆发，中国迎来了抗战艰难的时期，史沫特莱没选择离开中国，反而穿上八路军的灰色军装，直接奔赴抗日前线，用文字和照片向世界揭露日军的暴行，展示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
这一刻，史沫特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战地记者，而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为了帮助中国抗战，史沫特莱四处奔走，白求恩、柯棣华等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都受到过她的动员，来到中国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按照史沫特莱的计划，她准备一直留在中国，直到抗战胜利。结果，史沫特莱在1941年病重，被迫返回美国治疗。
然而，为了抗日做出巨大贡献的史沫特莱，在麦卡锡主义掀起的政治迫害狂潮中，饱受折磨。史沫特莱甚至被美国政府打上了“苏联间谍”的标签，遭受无休止的审查、监视和诽谤。史沫特莱因此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困顿。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远在大洋彼岸的史沫特莱热泪盈眶。那是她为之奋斗、为之呐喊、为之倾注了十余年心血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这片让她魂牵梦绕的土地，亲眼看一看新生的共和国，亲手触摸一下这片洒满了战友鲜血与汗水的热土。
可病魔无情地阻断了她的归途。她取道英国，计划从那里重返中国，却在伦敦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躺在牛津医院的病床上，她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到中国了。于是，她做出了那个最后的决定。并立下遗嘱，将自己的一切财产都托付给了她最信任的战友朱德，盼望着自己能够葬在中国这片为之奋斗过的土地上。
她甚至细致地嘱托，葬礼上一定要奏响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从这个角度来看，她早已在精神上，将自己彻底地献给了中国。
在多方努力下，史沫特莱的骨灰和《伟大的道路》的珍贵手稿等遗物，终于回到了北京。安葬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现场响起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她的骨灰被安放进墓穴。
朱德亲笔题写的墓碑矗立起来：“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她，成为了第一位安葬在八宝山的外国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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