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合作，推出“望道讲读会×东方读书会×理响长宁”品牌联名项目。在上海书展期间的特别活动中，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极简德国史》一书作者孟钟捷为大家深度解读了德国千年发展脉络及其历史启示。本次活动由《澎湃新闻》“半卷书”工作室主理人郑诗亮主持。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极简德国史》一书作者孟钟捷。
『以“国家的变迁”为线索』
问：德国史纷繁庞杂、事件繁多，即便是大部头的通史著作也难以完整梳理。请问，您是怎样找到一条线索把德国千年历史串联起来的？
孟钟捷：究竟什么是德国？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大约500年以来，在所有的大国中，德国的疆域变化、政体变动是最大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德意志正好有1789个大小不一的贵族，有数十个邦国。在近1000年的时间里，这块地方不叫“德国”，而是叫“神圣罗马帝国”。1519年，西班牙国王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意味着西班牙王国海外的殖民地统统归并至神圣罗马帝国，以至于当时的国土面积是今天德国的数倍以上。
德国的形成并不是某位国王建立了一个王朝那么简单，而是一段跨越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想来想去，我找到了一条线索，那就是“国家的变迁”。通过描述德意志的各种国家形态，来完整呈现德国的历史。
日耳曼民族博物馆一角。（图片来源：《极简德国史》）
首先，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很容易产生一个误区，那就是以为国家的形态都是一样的，但历史上的欧洲国家就不一样。
中世纪欧洲有一种国家，属于王朝联姻型国家，即不断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扩张领土。当年哈布斯堡家族有一句名言：“让别人去打仗吧，你，幸福的奥地利，去结婚。”凭借精心策划的婚姻，哈布斯堡家族构建了一个横跨欧洲、美洲的“日不落帝国”。这是第一种国家形态。
第二种国家形态是近代的殖民帝国。殖民帝国通过不断占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土，成为一个版图广阔、实力强大的国家。殖民帝国通常具有多民族治理、跨地域统治的特点，因而有严格的等级秩序，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第三种国家形态是19世纪出现的民族国家。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是德意志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它具备主权独立、领土固定及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政治认同特征。过去，德意志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地区概念，德意志国家大多数时间都是以奥地利、普鲁士这样的邦国方式存在的。到19世纪，才真正成为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国家。但事实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所以，民族融合问题一直是显而易见的。
我在写作时经常会想：在同样的历史阶段，中国在发生什么？中国的国家形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且，我始终想回答一个问题：作为现代强国，德国的历史究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所以，我始终是站在两个相辅相成的视角——德国本土与中国参照来展开创作。一个是从普通德国人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上的德国变化。另一个是从中国人的视角，通过梳理德国国家治理、政体演变的过程，为中国的国家发展与现代化建设提供参照。
『改变德意志命运的两个历史时刻』
问：德国的历史那么漫长，在您看来，它有哪些意义重大的历史节点？
孟钟捷：在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重大的历史时刻。假如这些历史时刻发生变化的话，也许会引发截然不同的未来走向。我觉得有两个改变德意志命运的关键历史时刻。
第一个历史时刻是1519年的皇帝选举。
先介绍一下背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是采用继承制，而是通过选举制产生的。按照规定，只有七大“选帝侯”才拥有选举皇帝的权利，他们分别是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三大主教以及波希米亚国王、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边区伯爵四大世俗贵族。
1519年的皇帝选举有四个候选人：英国国王、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和萨克森公爵。当时，萨克森公爵“智者”弗里德里希是最有希望当选的，因为他是唯一生活在德意志境内的王公。他是支持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并最终保护了马丁·路德，使他免受迫害。如果他当了皇帝，可能德国历史的发展会呈现另一番面貌。
然而事实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通过重金贿选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即查理五世。查理五世掌权后，全力打压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激化德意志宗教对立，直接催生了“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陷入长期分裂与衰败。
德国魏玛国家剧院前的歌德—席勒纪念碑。（视觉中国供图）
第二个历史时刻是魏玛共和国成立。
1918年11月9日，魏玛共和国成立。它是在德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和突发的德国十一月革命交织在一起的背景下产生的，由此注定了这场民主共和实验充满着挑战、冲击和困境。
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国会花了近6个月时间，讨论通过了《魏玛宪法》。这部宪法是由一些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共同编著完成的，共181条、1.4万余字，是当时世界上篇幅最长、内容最详尽的宪法。当它在1919年8月14日公布生效时，很多德国人激动万分，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然而，从后来的历史实践来看，这部宪法存在着重大隐患。
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参加了《魏玛宪法》的起草，他非常认真地研究了美国、法国等国的宪法，认为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并没有把每个公民的民主意愿充分表达出来。《魏玛宪法》设计的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规定国会议员的席位严格按照各党得票比例分配，虽然看上去保证了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但最终导致议会碎片化，小党林立，组阁困难，政局动荡。
这部宪法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全民直选总统制度。该宪法规定，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7年，拥有任命总理、解散国会、否决法案、统帅军队等权力。它原本希望解决政党政治的弊端，但最终反而造成过于依赖总统的个人品性、容易滋生强人政治的问题。
后来的历史证明，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转型失败了，脆弱的民主体制无力抵御民粹与极端势力的冲击，最终使德国走向独裁与战争深渊。
『普鲁士是怎样崛起的』
问：追溯到18、19世纪，德意志还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形态的国家，那么它是怎样渐渐发展成一个崇尚军事武力并最终走向“一战”“二战”的德国的？
孟钟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普鲁士的发展历史。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后期，其领导者主要是哈布斯堡家族，哈布斯堡家族就是奥地利的统治家族。而除了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的另一个大邦就是普鲁士。
普鲁士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它的发展有四个主要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从环境恶劣的边区起步。“普鲁士”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地方。13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的条顿骑士团（天主教军事组织）消灭了当地土著普鲁士人，以该地自居，并建起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普鲁士骑士团。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修士，团长是最高领袖，所有人都遵循“安贫、守贞和服从”的修道原则。
1510年，老团长去世，阿尔布莱希特被推举为普鲁士骑士团的新团长。阿尔布莱希特来自霍亨索伦家族。霍亨索伦家族起源于德意志西南部，1415年，霍亨索伦家族中的一支被封为勃兰登堡边区伯爵，获得选帝侯头衔。勃兰登堡边区就是今天柏林的所在地，在当时属于边境地区。
阿尔布莱希特当政时，恰好遇到宗教改革。他立即宣布骑士团国家与罗马教廷分道扬镳，并推动世俗化改革，其家族成为普鲁士公国的世袭公爵。当时，普鲁士公国的首都位于柯尼斯堡（现为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市），东边就是实力强大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因为地处边境，生存环境恶劣，所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开垦边区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从一开始，普鲁士就特别倚仗军队，其军国主义特征逐步显现出来。
第二个节点与宗教改革有关。
德国的宗教改革是以美因河作为分界线。德国中部有一座城市叫美因茨，它中间有一条河叫美因河。宗教改革之后，美因河以北的德国地区普遍转向了新教，而南部地区则主要保持天主教信仰。
新教和天主教有着很大的区别。天主教认为信仰来源包括《圣经》和圣传（教会传统），教皇拥有最高解释权。新教则认为《圣经》是信仰唯一最高权威，强调“因信称义”。而要读懂圣经，必须识字，因此，新教文化促成了北部地区的教育大发展，进而催生了北方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历史上，第一个用德语在课堂上讲课、写哲学著作、写诗、写戏剧的人，都出现在北方地区。
第三个节点是法国对德国的入侵——拿破仑战争。
如果没有拿破仑战争，可能德国人对于民族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浅层次上。但拿破仑战争的爆发，使德意志人一下子醒悟了。在对抗拿破仑的过程中，哈布斯堡家族依然采用联姻的方式，而普鲁士却扛起了民族大旗，使德意志人看到了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第四个节点是关税同盟的建立。
1834年1月1日，普鲁士带头组建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它包含18个邦国和自由城市，覆盖2350万人口，在德意志土地上首度形成了一个连成一片的经济区。普鲁士依托跨邦关税同盟，不断积累经济优势，逐步掌握德意志的主导权，最终完成了国家统一。
正是在普鲁士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以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重商主义为特征的普鲁士精神逐步形成。
『为什么希特勒会在德国产生』
问：德国历史学界长期盛行“德意志特殊道路论”，认为德国的发展具有特殊性，以至于最后滑入战争的泥潭。您认为希特勒在德国出现是必然的吗？
孟钟捷：对大多数人来说，一提起德国，就会想到希特勒。在德国历史研究中也存在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希特勒会在德国产生？
传统研究多将纳粹崛起、“二战”爆发归咎于德国历史的独特性，认为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开始，德意志就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最终注定产生希特勒，并越来越走向极端。
但是我认为，纳粹的出现并非德国独有的历史问题，而是19至20世纪欧洲整体现代性危机的集中体现。什么叫现代性危机？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各国依托技术革新快速崛起，随着这些国家的国力不断提升，渐渐滋生出种族优越论与极端民族主义，殖民扩张也被包装为“文明传播”。这套价值体系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因此，迫害犹太人、运用工业化武器开展战争等行为并非德国专属，而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现象。只不过，德国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得更快、更彻底。
事实上，在德国历史的演进中，希特勒的上台是多重偶然与必然因素叠加的结果。1932年7月，德国国会大选，纳粹党获得了37.4%的选票，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是，因为没有获得超过50%的选票，总统拒绝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一直到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才上台，其最终掌权离不开总统授权、右翼势力博弈、“一战”后国际秩序出现漏洞等多重因素。
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惩罚太重，巨额赔款对其经济复苏造成巨大压力，民众生活困苦，从而导致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兴起。但是我认为，《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惩罚不是过重，而是过于宽松，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残余，这才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复苏埋下了隐患。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聚焦于希特勒现象，而应该把视野放在更加宏阔的历史长河中去看待问题。今天，AI时代已经来临，人类再次面临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如何在AI发展过程中不迷失人类的本性，怎样不断校正人类前进的航向，这些都是我们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需要思考和解答的终极问题。
『德国的历史反思之路』
问：德国人对于“二战”的历史教训是怎样反思的？
孟钟捷：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是1949年至1990年间因“二战”后盟军占领而分裂的两个德国主权国家，最终于1990年10月3日实现统一。应该说，在反思“二战”的问题上，联邦德国的态度比民主德国更明确。因为，民主德国以反法西斯政权自居，不太直接讨论德国人的历史罪责。
联邦德国在战后历经了三个阶段的反思之路。
第一阶段，在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时期，他通过主动认罪、支付赔款的方式，赢得了以色列以及其他一些周边国家的认可，完成了国际形象的第一次重塑。但与此同时，他却用两次“大赦令”让一批前纳粹分子走出监狱，甚至进入各级领导机构。
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内幕不断被揭露，针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兰克福审判”唤起了德国年轻一代对历史的反思。特别是1968年规模浩大的学生运动掀起了代际冲突后，有关纳粹历史的种种过往被一再推向舆论场。1970年，新任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进一步推动了全民历史觉醒，为联邦德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宪政爱国主义”。“宪政爱国主义”一词诞生于一场公共辩论中。当时德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试图为纳粹时期的罪行辩护，但哈贝马斯认为，唯一在政治和道德上正确的爱国主义应该基于立宪国家的普遍原则。“对于联邦德国人民而言，宪政爱国主义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地永远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建立了正义的政治体制。”他为德国划定了历史反思的红线，坚决杜绝历史虚无化与洗白思潮。
两德统一以后，直到今天，彻底清算历史认知一直是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2015年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时，曾在多个场合介绍德国“克服过去”的成功经验。她尤其指出，“无视过去就看不到现在”“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提醒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应当正本清源。不过，在社会层面上，试图为纳粹党或希特勒翻案的极右翼分子依然存在。
最后我想说，德国的历史反思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主流史观重点聚焦犹太大屠杀，却极少提及中国抗战牺牲与南京大屠杀。这种片面的历史叙事，既源于中国抗战历史叙事在欧洲传播不足，也是中外学术交流亟须补足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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